这支孤军将在异域坚守四百余年，开启了中原对西域的统治。
三十六人，守卫相当于今天新疆大小的土地，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。
后来的班超也仅带着三十六人横行西域，战胜大宛、龟兹等数十国。
汉宣帝为何如此看重西域？答案就写在中国西北的地形图上。
长安城背靠秦岭，面向渭水，东有函谷关、潼关天险，南有武关阻隔，可谓固若金汤。但西北方向呢？那一马平川的河套地区和走廊式的河西走廊，简直就是游牧民族南下的高速公路。若塞北的匈奴人占据了西域，他们就能在天山南北的肥沃牧场休养生息，随时准备南下袭扰长安。
有这样一句古话："攻其必救"。西汉大将霍去病北击匈奴，曾深入漠北千里，但匈奴人一撤退就无处可寻。张骞出使西域后，才发现西域是匈奴的"右臂"。砍掉这条手臂，匈奴人就无路可退，再无法东山再起。
霍去病
贾谊曾评价西域："其地肥饶，有奇物，民殷富，兵强马疾。"西域地区天山以北是优质牧场，天山以南是丝路商贾云集的富庶城邦。对游牧民族来说，这是他们失败后的避风港，也是卷土重来的跳板。
唐朝巅峰时期，在西域驻军超过4万，每年仅粮草供应就消耗国库近千万贯。唐玄宗李隆基曾抱怨说："何须远戍轮台北，防夜声清晓角哀。"但他心里最清楚，放弃西域的代价是什么。
安史之乱爆发后，最先被调往长安的就是安西军的精锐。没有了安西军的牵制，吐蕃人立刻东进，先后攻占陇右、河西,甚至一度攻入长安。公元763年，吐蕃军攻入长安，大肆劫掠15天,灭佛的唐代宗被迫册封吐蕃赞普为"父"。这场耻辱直接导致了唐代宗的早亡。
李世民曾说："我宁可要十个河北,也不要失去一个陇右。"为什么？因为只要长安是国都，国家安全的重心就必须在西北。一旦失去西域这个战略缓冲带，长安城的安全就会受到直接威胁。
西域对于国都在长安的王朝,就像是帝国的"安全气囊"。有了这个缓冲,游牧民族就很难直接冲击关中腹地。失去了这个缓冲,长安就成了暴露在草原骑兵铁蹄下的脆弱城市。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定都长安的王朝,都对西域格外重视。
二、心心念念燕云，满不在乎西域：宋元明为何对西域兴趣全无？
"宁可国家不要一万里江山，也要收复燕云十六州。"这句话道出了北宋王朝的心声。北宋对燕云十六州的执着几近疯狂，赵匡胤、赵光义、赵恒，祖孙三代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收回这片失地。
赵光义甚至在宝元元年不顾朝廷大臣反对，亲率大军北伐，结果一场高粱河之战，折损精锐十万。而与此同时，对于西域，北宋朝廷态度冷淡到令人咋舌的地步。西夏李元昊建国后，多次向宋朝示好，请求册封。宋仁宗赵祯不但不理会，反而派范仲淹、韩琦等人在西北修筑长城，彻底放弃了进取西域的可能。
为何如此冷热不均？答案就在国都的位置上。
公元904年，朱温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，拉开了中国政治中心东迁的大幕。宋元明清四朝，国都再也没有回到关中。一旦国都东移，战略重心随之东移，西域的价值就大打折扣。
开封地处平原，四面无险可守，而黄河与燕山构成了唯二的天然屏障。一旦失去燕云十六州，契丹骑兵可以轻易绕过太行山，直指开封。赵光义当国相时曾狂言："江山之固，在德不在险。"可登基后的他却被这个现实吓得夜不能寐。
大文豪苏轼曾讥讽道："朝廷花十年时间打西夏，不如花一年时间收复燕云。"范仲淹也曾直言："国家安危，在东不在西。"北宋朝廷每年向辽国进贡银绢共计30万匹，被称为"岁币"。如此大的代价，就为了换取北方边境的安宁。
明朝洪武年间，哈密内附，朱元璋询问有谁愿去哈密任官，朝中竟无一人应答。按朱元璋的脾气，这种事他早该提刀问斩了，可面对西域，他却出奇地宽容，最后只从甘肃调了批"蕃兵鞑官"充数。
宋明两朝处心积虑经营的方向都是东北，而非西北。北宋在澶渊之盟后，与辽国长达百年的和平共处，一旦辽国衰弱，赵佶立刻翻脸不认人，签下海上之盟，联合金国攻辽，目的只有一个——收复燕云。
有趣的是，对于历史教科书高度赞扬的岳飞"收复失地"，很少有人注意到，岳飞心心念念要收复的也是燕云，而非西域。要知道当时西域不但无人，连鸡犬都没有几个。
徽宗年间，罕见地有一位大臣上书建议收复西域，被当时的宰相章惇一句话就顶了回去："西域之地，得之无益，失之无损。"。一语点破了国都东迁后西域在战略上的尴尬地位。
对于国都在开封、南京或北京的朝代来说，西域就像一个遥远的"继子"，可有可无。失去西域，对国家安全构不成威胁；收复西域，还得年年送去大量银两维持统治。这种"赔本买卖"，谁会热衷于做呢？
三、家门口的"噩梦"：康熙为何不惜代价争夺西域？
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年），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派兵侵占西藏，驱逐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。次年，康熙派将军噶尔丹征西，大败准噶尔军。一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清朝与准噶尔的争斗由此拉开序幕。
为何康熙皇帝如此在意远在天边的西藏？因为准噶尔的野心不仅限于此。噶尔丹·策零先是驱逐了喀尔喀蒙古，接着又虎视康熙的龙庭。准噶尔人的游牧传统与女真人截然不同，他们驾驭战马的本领可与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骑兵媲美。
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年），准噶尔骑兵一路南下，竟杀到了北京城西北七百里处的乌兰布通。康熙大惊，亲率大军迎敌。你能想象吗？一支西域军队，竟然威胁到了北京城的安全！
乾隆皇帝在《平定准噶尔方略》中写道："西北边陲，为我国咽喉要地。"乾隆深谙地缘政治，他看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：如果任由准噶尔坐大，他们完全可以绕过蒙古高原，从大兴安岭西麓南下，直抵北京城下，整个过程不超过三天！
康熙晚年曾焦虑地对大臣说："朕一生征战，唯恐准部为患。"这句话道出了清朝统治者的深层恐惧。与以往的游牧民族不同，准噶尔人选择了一条全新的进攻路线，这条路线直指北京城，而非关中。
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，清廷累计派出军队数十万，耗费白银上亿两，进行了十次大规模远征，最终彻底消灭了准噶尔部。乾隆甚至下令对准噶尔人进行"灭族式"清剿，使准噶尔人口从百万锐减至数万。
雍正皇帝在遗诏中曾说："朕此生最大心愿，便是平定准噶尔。"这句话被乾隆视为父亲的遗愿。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年），大清军队攻克伊犁，准噶尔最后的抵抗被摧毁，西域彻底纳入清朝版图。
为何清朝如此执着于西域？因为准噶尔人将西域变成了直接威胁北京的前沿基地。这与汉唐时期游牧民族经常从西域南下威胁长安如出一辙。历史仿佛在跨越千年后重演，只是这次，威胁的是紫禁城，而非长安城。
乾隆平定准噶尔后，在伊犁设立了将军，统辖整个西域。这是中央政府首次在西域设立如此高级别的官职。相比之下，汉朝的西域都护只是个五百石的小官，唐朝的安西都护也不过从三品。清朝如此重视西域，正是因为这里曾给他们带来了切肤之痛。
四、帝国的算盘：历代王朝如何衡量疆域价值？
汉武帝开通西域后，派司马迁实地考察。司马迁回来后汇报说："西域之地，黄沙漫天，十石之粮，输送九耗。"意思是从内地运十石粮食到西域，实际能到达的不足一石。汉武帝叹息道："此乃神灵护佑之地，岂能以利弊论？"
帝国的疆域扩张，表面上看是为了安全和荣耀，实则暗藏一本精明的算盘。历代王朝对疆土的态度，往往取决于一个简单的问题：值不值得？
辽东自西周初年就是中原王朝的领土，可自晋代司马懿屠辽阳后，这里逐渐被排除在"大一统"的概念之外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的辽东，除了广袤的荒原，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争夺的资源。
唐朝曾在西域驻军4万人，每年仅粮草一项就需消耗近千万贯。这对国库是个巨大的负担。可当西域成为制衡吐蕃的战略要地时，这笔"赔本买卖"也就值了。但安史之乱后，朝廷财政崩溃，西域立刻被放弃。
苏轼在《策林》中写道："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。弃其所有，争其所无，智者不为。"这道出了古代统治者的务实思维。在资源有限的古代，国家必须做出取舍，而取舍的标准就是成本收益比。
清朝科学家徐光启曾计算过明朝边防成本：西北边防每年消耗军费200万两白银，占全国军费的四分之一，而当地税收不足20万两。这种十倍的亏损，让明朝统治者对西域望而却步。
明朝放弃西域后，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曾嘲讽道："大明弃西域而不顾，却为扶桑小岛耗尽国力，何其颠倒？"张献忠说的是明朝对倭寇的防御和对朝鲜的援助，消耗了大量资源，却对西域不屑一顾。
实际上，明朝在西南用兵远比在西北积极。朱元璋、朱棣父子三次派兵征伐安南（今越南），投入兵力超过50万。为什么？因为云南、广西有丰富的矿产和农业资源，值得一争。而西域除了沙漠，似乎一无所有。
清朝雍正年间，年羹尧曾上奏说："西域之地，地广人稀，每年需朝廷补贴三百万两白银。"这笔钱够养活三十万军队。但雍正仍批示："西域为国家藩篱，弃之则金瓯缺。"
历代王朝对疆域的态度，就像个精明的投资人。西域在汉唐是战略高地，值得投入；在宋元明时期变成了边缘地带，可有可无；到了清朝，又因为准噶尔的威胁重新变得不可或缺。
五、血与土：什么样的土地值得千年坚守？
公元755年，安禄山发动叛乱，唐王朝随即从西域调回精锐部队。安西都护杨休明率领残部坚守，曾给朝廷上书："西域，国之屏障也。舍之，则敌踞吾背。"可朝廷无暇顾及，只是让他们"自为计"。
杨休明和他的士兵就这样被放弃在了万里之外的异乡。他们没有立即撤退，而是在西域浴血奋战了数十年，直到最后一人倒下。这支被遗忘的军队，是唐朝在西域最后的旗帜。
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。公元前59年，匈奴攻打西域诸国，西域都护郑吉向朝廷求援。汉宣帝回复道："边郡空虚，不能远救。"郑吉只得率三十六人死守龟兹（今库车），最终全军覆没。
什么样的土地能让人如此忠心不二，宁死不退？答案是：那些能关乎国家存亡的战略要地。
李世民曾说："得陇右而安关中,得河西而固陇右,得西域而安河西。"这是一个战略链条，环环相扣。在他看来，西域就是大唐的"外围防线"，绝不能放弃。
宋朝名将狄青曾说："得燕云而保汴梁,失燕云则汴梁危矣。"对北宋来说，燕云十六州就像是开封城北面的"防火墙",一旦被攻破,大宋朝就会暴露在辽国骑兵的铁蹄之下。
历史学家钱穆在《国史大纲》中写道："国家版图之变迁,实为政治中心转移之必然结果。"这句话道破了千年疆域变迁的内在逻辑。
国都在长安时,西域就是不可或缺的战略前沿；国都东迁后,西域就变成了可有可无的边陲之地。直到清朝面临准噶尔威胁,西域才重新成为帝国必争之地。
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》中说："土不可不守,守不可不择。"土地确实重要,但更重要的是战略选择。在资源有限的古代,统治者必须有所取舍。正如孙子所言："见可而进,知难而退,军之上事也。"
历史告诉我们,帝国的疆域并非一成不变,而是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而不断调整。那些被视为"祖先疆土"的地方,在历史长河中可能多次易手,被重视程度也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。
正如明代思想家李贽所言："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；疆土得失,时势使然。"我们不应简单地用今天的疆域观念去评判古人的得失,而应该理解每个时代的特殊性和局限性。
结语
翻开中国历史的画卷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与地理环境不断互动的文明。西域的命运，恰如一面镜子，照见了中国两千年来地缘政治思维的演变。从秦汉的远交近攻，到唐朝的积极西进，再到宋明的东顾西弃，最后是清朝的重新收复，每一次战略调整都与国都的位置息息相关。
这告诉我们，在评价历史上的领土得失时，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战略环境。那么，如果今天的中国面临类似的战略抉择，我们应该如何平衡国家利益与历史情感？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参考文献：
钱穆《国史大纲》
司马迁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
班固《汉书·西域传》
范文澜《中国通史简编》
许倬云《万古江河：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》
黄仁宇《中国大历史》